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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评论员 | 李鑫均:“尚武”民族土耳其的六次政变

创建日期 2016-7-17 鑫均   浏览次数  551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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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土耳其发生了历史上的第六次政变。一般来说,第五次政变往往更易于人们接受,但如果算上2010年破获的那起政变未遂案以及众多小型的政变未遂,土耳其作为民主国家真的可以在本国的政变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笔者在嗟叹之余并未感到诧异,因为在此之前,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上空经常传来飞机的轰鸣,与以往的静谧形成鲜明对比,且7月15日下午伊斯坦布尔城区的交通异常拥堵,这似乎发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信号。当地时间自晚间起,居住在阿塔图克机场附近的目击者称,整个晚上都能听到爆炸声,但让任何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在民主国家为发动政变做准备。

细数2015-2016年土耳其的政局变幻,2015年6月7日的选举仿佛打开了政局不稳的潘多拉魔盒,在此后5个月的时间,土耳其境内暴恐袭击、群众抗议不断,直至11月正发党再执政局“牛耳”而暂告一个段落。然而好景不长,2016年5月前总理达武特奥卢的突然辞职,使得土耳其的政局再添变数,但出乎意料的是,此次变数竟发酵成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第六次军人政变。

为了整体上把握此次未遂的政变,笔者将大致梳理一下事件的始末。北京时间凌晨3点46分,叛乱方封锁了通往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的部分通道;4点26分,土耳其军方称已经控制国家;4点39分,土耳其外长卡武索奥卢(Cavusoglu)发表声明称将保卫民主直至最后一刻;4点51分,安卡拉军事总部外发生激烈交火,其后军方声明未得到军队司令部的授权;5点03分,土耳其官方称此次叛乱是由居伦派的军方人员所挑起,呼吁全国人民拒绝服从军方;5点11分,土耳其国家电视台宣读军方声明:土耳其政府已经丧失合法性并被推翻,全国实施戒严;5点27分,总统埃尔多安确认叛乱由居伦运动的追随者挑起,呼吁国民走向广场和机场,抵制政变;5点54分,土耳其人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向军队抗议;6点21分,叛乱方已控制部分坦克,并在国会大厦附近开火;6点47分,政变支持者占领了土耳其国家电视台;7点37分,内政部长表示政变企图已被挫败,目前正在实施抓捕;7点39分,大国民议会发生爆炸;7点52分,土耳其国家情报局称局势已经稳定;7点55分,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确认政变系军队内部居伦分子所引发;8点02分,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恢复正常运营;11点45分,部分叛乱士兵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投降;12点02分,居伦本人发表声明否认埃尔多安的指控;14点32分,1563名涉嫌政变的军人被捕。

当地时间早晨7点14分,土耳其几乎每一位手机用户都收到了署名埃尔多安发来的信息:Turk Milletinin degerlievlatlari.Bu hareket Ankarada ve Istanbulda devletin zirhli araclarini vesilahlarini gasp etmis dar bir kadronun , 70 li yillardaki gibi davranarakmillete karsi bir kalkismasidir. Serefli Turk milleti demokrasine ve huzurunasahip cik. Turk milletini sindirecegini dusunen bu dar kadronun hareketinekarsi sizleri sokaga ve milletinize sahip cikmaya cagiriyorum. Devletinemilletine sahip cik(土耳其民族的可贵之子,这次政变如同70年代的那次一样,一个反人民的小团体依靠抢来的国家武装,开始了他们对人民的谋反。荣誉的土耳其人民,请珍惜你们的民主与国家的安宁!我呼吁你们走出家门,对于那些自以为能压制土耳其人民的这个团体,你们要抗议并保护自己!)

一、“尚武”民族的四次政变

军事政变对土耳其来说不是一个新名词。土耳其自建国以来,共经历过4次成功的军事政变,分别发生在1960年、1971年、1980年和1997年,频率竟高达每10年一次。1960年和1980年的两次政变均通过武力解散内阁建立了军政府,1971年政变军方充当了幕后推手,而1997年政变则由传统政变改为软政变,迫使伊斯兰教徒埃尔巴坎下台,由梅苏特?耶尔马兹(Mesut Y?lmaz)领导祖国党接管政权。从性质上说,前三次政变都是为了结束国家的混乱状态,第四次政变则是一场保卫世俗主义的卫道战争。

1960年,当时军方通过发动历史上的第一次政变,从民主党手中接过了国家的领导权,距离共和人民党移交权力给民主党仅10年时间。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主党执政的10年仍然是共和人民党所开创的一党执政的延续。在共和人民党执政的20余年间,由于铁腕国父凯末尔坐镇,所以在国家层面上出现了党政军一体的局面,且凯末尔所秉承的世俗主义也成为了军队的座右铭,这一点可以从1982年宪法的序言中得以证实。凯末尔逝世之后,继任的伊诺努在经济凋敝的情况下无法在群众中取得比肩凯末尔的信任,其所率领的共和人民党逐渐在民主化浪潮中迷失自我,并在民主党的竞争下放弃了全国绝大多数的选票,这也就造成了一直以来共和人民党在当前政局下难以施展抱负的困境。

继任的民主党高喊发展经济的口号,从共和人民党手中接过了国家指挥棒,但奉行绝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在执政后期面临经济崩盘的困境,反而寻求独裁的恐怖统治,专制程度有过之而不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军方肩负起凯末尔的遗命,在古尔塞勒的领导下,展开了对以曼德列斯为首的民主党的清洗,曼德列斯因此也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处死的高级国家领导人。在这次军事政变之后,为了防止一党专政与独裁统治,军方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府机构(MilliGüvenlik Kurulu,MGK),该委员会的委员多数由军方将领担任,使得军方势力逐渐成为文官政府的影子机构,时刻左右国家政局。此次政变之后,军政府统治土耳其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颁行了一部新宪法,其后将权力和平移交给政党。然而,“尚武”的土耳其军方并未消停,1962年2月,1963年5月再度发生小范围的军变,但均被政府粉碎。

1965-1971年,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成为土耳其政治的中坚力量,土耳其政局逐渐平缓,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土耳其再度走向经济衰退的泥潭,街头暴力、暗杀活动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一度稳定的正义党内部派系间的罅隙渐深,土耳其军方借此于1971年3月12日向政府发出威胁,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强大可信的政府,结束混乱状态,军方将再次“行使宪法赋予的职责”,接管政府。在德米雷尔辞职后,同年4月,一些下级军官密谋发动军事政变,但在军方高层的戒严令下,此次政变胎死腹中。此后10年,当土耳其人满怀抱负地准备建设国家的时候,却发现1971-1980年间政府更替多达11次。在此过程中,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民族秩序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土耳其政局朝着右倾方向发展,恐怖事件增多,社会更加混乱。

1980年土耳其大选期间,各政党相互倾轧,致使大选没产生任何结果。同时,国内宗教游行示威不断、经济陷入危机、失业率屡高不下、社会秩序混乱不堪,9月12日,武装部队参谋长埃夫伦发动军事政变,宣布解散议会,成立军政府,接管国家权力,颁布了军人治下的第二部宪法,一直沿用至今。在宪法前言中,军方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肯定了军事政变在土耳其历史中的合法地位,将自己描绘成凯末尔主义的坚定拥护者,称此次政变是为了保护国家主权,结束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的安定和团结。此外,重申了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原则,严禁宗教以任何形式干预政治。于此,军人政变似乎在土耳其成为了合法的产物,这同时为第四次军事政变提供了依据。

1983年10月,土耳其总统埃夫伦将军授权“土耳其的邓小平”厄扎尔组阁,土耳其的政治才重新回归正常发展的轨道,而厄扎尔的掌权,实际上也是文官政府逐渐摆脱军方控制的一个信号。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土耳其经济的全面复苏,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复兴运动逐步走向高涨,以“民族观念运动”而著称的伊斯兰领导人埃尔巴坎顺势在这股浪潮中于1996年6月28日接管了国家的领导权。但是,崇尚世俗主义的军方对一个伊斯兰教徒在大国民议会发号施令如鲠在喉。

1997年1月,土耳其陆、海、空军司令在马尔马拉海的海军基地格尔居克召开会议,最终达成协定,即迫使繁荣党交出权力。1997年2月3日,安卡拉辛詹市市长耶尔德兹(Bekir Yildiz)发表演讲支持沙里亚法之后,军方随之将一队坦克部署到该市郊区,并借此机会提醒繁荣党可能会诉诸武力发动军事政变。1997年2月28日,军方提交给文官政府一份包含18条反伊斯兰主义者措施的建议清单,其中包括限制伊斯兰主义的媒体,关闭古兰经私立学校和课堂,并且对著名的宗教培训学校伊玛目?哈蒂普高中(?mamHatip Liseleri, ?HLs)等进行限制,军方认为这些学校被用于传播反世俗主义价值观。对于此份清单,埃尔巴坎一开始持推诿态度,但最终还是将其提交给部长理事会。1997年3月14日,议会对这些措施予以批准,但繁荣党官员私下里仍坚持不执行。1997年4月,军方进一步加大了对繁荣党的打压力度,频频向媒体、司法界和商界指责伊斯兰主义者对世俗主义的威胁。1997年5月22日,检察官向宪法法庭提起公诉取缔繁荣党,原因在于该党正在颠覆土耳其宪法的根基——世俗主义原则。军方也不断在幕后游说真道党退出联合政府。1997年6月16日,土耳其宪法法庭正式取缔繁荣党,并且禁止埃尔巴坎五年内从事一切政治活动。1998年6月18日,埃尔巴坎宣布辞去总理职务,繁荣党和真道党联合政府也遭到解散。

纵观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政变,似乎只有土耳其和墨西哥在政变后没有打断国家的民主进程,土耳其每次政变后都迅速还政于民,将国家推向民主化的发展轨道,这一点丝毫没有挑战西方国家对民主化国家定义的底线。此外,土耳其军方一直以凯末尔的卫道者自居,诚然,土耳其军队在共和国历史上多次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并在20世纪的四次军变里都受到宪法的保护,但这并不能成为军方表达政见的途径。1982年宪法赋予军方干政的合法权利,这使得军方在政治上的作为更加有恃无恐,国家安全成为其干预政治运作的强有力借口,然而这一切随着政治强人埃尔多安的上台逐渐飘渺起来。

二、真假难辨的大锤行动

2003年,“政治强人”埃尔多安上台执政,通过多次修宪逐渐弱化军权对政治的影响,同时将军方经营多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引向“平民化”的发展路径。此举引起了军方的强烈不满,埃尔多安颇具伊斯兰色彩的施政纲领也受到了以“世俗主义”为己任的军方的敌视。伊斯兰复兴运动、民族主义运动交织杂陈,表面平静的土耳其政局已经暗流涌动,颇有“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

自20世纪90年代年起,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土耳其,在苏苏尔卢克丑闻之后逐渐衍生出一个神秘的恐怖组织。起初,该组织并没有引起政府的注意,直到2001年土国家情报部门间谍图贾伊?居奈(Tuncay Güney)的多重身份被识破,“埃尔盖内孔”这个恐怖组织才逐渐浮出水面。外界对“埃尔盖内孔”的解读与“深国”(Deep State)联系在一起,指出其是一个非法的秘密团体,其成员主要来源于军方,以凯末尔主义为指导,推崇极端民族主义。“埃尔盖内孔”的组织成员不仅仅来源于土耳其军方,还有土耳其国内其他力量在支持该组织的发展,其中就包括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PKK)。

2007年,安卡拉正式决定展开对“埃尔盖内孔”的调查,陆续逮捕涉案人员275名,拉开了“世纪大审判”的序幕。2008年7月28日,伊斯坦布尔第13重罪法院首次对“埃尔盖内孔”案的86名被告提出起诉,到第四次庭审的时候,被告人数已经上升至531人,此案收监的总人数达到了753人。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就在此案的持续审理过程中,一桩更大的阴谋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

2010年1月,几名土耳其黑客侵入土军方电脑,发现了一份题名“第五次政变”的军方资料,该资料由5000页文字资料和48小时的录音资料组成,行动代号为“大锤”(Balyoz Harekât?),所有者是前副司令埃尔津?萨贡(ErginSaygun)。于是,他们主动联系《塔拉夫报》(Taraf),因为事关重大,该报编辑最终将资料交给埃尔多安。埃尔多安得知后,立刻命令相关部门对萨贡及相关军人实施监听。在验证了情况属实后,埃尔多安下令于2月21日连夜对包括萨贡在内的49名高级军官实施紧急逮捕,其中包括一些已经退休的军方人员。《塔拉夫报》著名记者穆罕默德?巴莱苏(MehmetBaransu) 几乎同时向民众详细披露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该计划诞生于2002~2003年,计划动用12万军队,制定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由空军司令易卜拉欣?弗尔特纳(?brahim F?rt?na)组织在爱琴海击落己方战机并嫁祸希腊,挑起希土冲突和长期以来因塞浦路斯问题而持续酝酿的民族情绪,暴露现任政府在国家安全上的无能;第二套方案是在两座清真寺制造爆炸,引发社会混乱,趁机给政府扣上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帽子,博取国际社会对政变的同情。政变开始后,军方将迅速解散议会,逮捕居尔和以埃尔多安为首的正义与发展党高级官员,遣散内阁,成立以军人为首的临时政府,控制媒体,占领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及伊兹密尔等战略要地,实行宵禁。由于该计划周密且详尽,所以立刻引起了埃尔多安政府的注意,并由此牵连出120多名土耳其中高级军官,其中包括前总司令阿伊塔彻?耶尔玛(AytaçYalman)、前副司令萨贡、前第一军司令员切特?多安(ÇetinDo?an)、前海军司令奥登?奥内克(ÖzdenÖrnek)、前空军司令弗尔特纳、前特种部队总指挥埃金?阿兰(EnginAlan)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舒克鲁?萨瑞夏克(?ükrüSar????k)。一个月后,首批逮捕的军事人员仅有9名在押,其他人通过各种途径获得释放。4月5日-4月6日,土耳其政府在全国14个省再次展开行动,拘捕104人,其中包括9名早些时候被释放的军人。

2010年12月21日,土耳其法院开始审理涉嫌参与“大锤”政变的187名被告,地点设在号称欧洲最大的刑事监狱——伊斯坦布尔锡利夫里监狱(Silivri Prison)。

从“埃尔盖内孔”到“大锤政变”,土耳其涉案军人在经过长达6年的审理之后终于在2013年8月受到了最终制裁。其中在“埃尔盖内孔”案中被判以终身监禁的高级将领有土耳其前武装部队总司令伊尔卡?巴什布(?lker Ba?bu?)、前副总参谋长哈桑?伊兹(HasanI?s?z)、前宪兵部队情报部门(J?TEM)创始人威利?库切克(VeliKüçük)、前宪兵司令赛纳?厄尔耶古(?ener Eruygur)、前爱琴海军区司令努赛特?塔斯德伦(NusretTasdelen)等。前参谋总长伊斯迈尔?帕金(Ismail Pekin)被处以7年有期徒刑。策划“大锤政变”的前一军司令多安、前海军司令奥内克、前空军司令弗尔特纳等被处以20年有期徒刑。此外,这两起案件还牵连到许多军方以外的人员,如著名记者奈迪姆?塞内尔(NedimSener)、艾哈迈德?锡克(Ahmet Sik)等。

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审判案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更有细心的人发现,用于指控军人谋反的2003年“大锤政变”计划实际上是用Microsoft Office 2007排版编写,余波之后引发了舆论的冷思考。有观点指出,这一震惊世界的审判案其实是埃尔多安政府自导自演的政治秀,是为了获得连任而打出的声望牌。也有观点认为,不管埃尔多安政府是出于何种目的,都达到了削弱军方对政治影响的效果,对维护政局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在2013年接连出现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和腐败案后,埃尔多安政府在2014年6月19日释放了“大锤政变”的全部被告,希望以此和军方和解,共同抵抗来自居伦运动的威胁。

三、失败的国土和平会议

政变中,叛乱分子组建了“和平委员会”,并声称已经接管国家权力,但这个委员会仅如昙花一现,迅速湮灭在战火中,截至发稿时扣押的军人人数已经达到1563人,其中包括土耳其第三军少将,29名上校,5名将军被撤职,现任总参谋长阿卡勒(Hulusi Akal)下落不明。

一些不明真相的土耳其民众一觉醒来之后,生活如常,如果不是媒体的大肆报道和街坊的口耳相传,甚至不知道在数小时前国家险些经历沧海变迁。当事件逐步平息下来,本次政变的矛头直指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老者——法士拉?居伦。

埃尔多安连线CNN的视频中,他将这位曾经的合作伙伴推上风口浪尖,而不是把叛国的罪名扣到军方的头上。前文已经谈到,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埃尔多安需要与军方和解,以此来达到维护国家稳定及本身政治生涯的目的。与一些看法不同,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郭长刚教授的判断是:本次政变源于居伦派的官兵,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居伦派也可以认为政变是埃尔多安的“自演”。

笔者发现,在媒体曝光的细节中,埃尔多安的表现与以往有些不同,比如在采访中,埃尔多安的声音甚至是颤抖的。众所周知,埃尔多安早年做过足球队员,还进过牢房,经历了从社会底层到社会上层的飞跃,在俄机事件时也显得底气十足,为什么偏偏在此时“掉链子”?拥有如此高的民意支持率,其难道真的是害怕江山易主吗?

其实通过几个小细节便可以管窥一二。一般情况下,政变方若要取得成功,必定首先要控制政府首脑,反观这次政变,如果不是叛乱分子出现了技术性失误,是不太可能选择总统度假这样一个时间点来发动政变的;其次,目前土耳其国内并未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或是经济困难,从叛乱方的角度考虑,2015年大选期间发动政变似乎是更好的选择;再次,在土耳其警方逐渐控制局势的时候,现场的叛乱军人很平静地交出了自己的武器,走上了宪兵的大巴;第四,通过调查,带头发动政变的军官军衔为上校,参与政变的士兵仅有104人,甚至低于埃尔多安口中70年代的那场政变人数,但从最后的抓捕范围来看,连坐的范围和级别未免有些太过庞大;第五,政变方没有提出任何的政治诉求来寻得国内外的同情和支持。当然这并不是质疑本次政变的真实性,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细节体现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安卡拉对国家掌控力的不断强化,被誉为“深国”的居伦运动实际上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因为几乎所有的居伦派银行、学校、公司甚至是医院都已经被埃尔多安政府所接管,考虑到经营多年的居伦组织曾将大量信徒输往警察、军队和司法机构,埃尔多安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势必要在这些机构中进行换血。通过2010年的宪法修改案和2013年的腐败案,埃尔多安不仅在警察机构和司法机构达到了换血目的,还在行政机构内形成了一套几乎完整的埃尔多安体系。为了给8月即将到来的军队高级委员会做准备,埃尔多安主导下的安卡拉需要对军队内部进行一次深入调查,也正是因为军队并未向埃尔多安“完全低头”,所以埃尔多安也需要通过清除军队中的居伦分子向军方在“世纪大审判”后再次展现“肌肉”,宣示如今的文官政府再也不是20世纪中后叶的文官政府,如今的文官政府需要军方的力量在地缘环境恶化的境遇下保证国家安全,而军方不再包裹着干政合法的外衣且面临着逐步被边缘化的窘境,也需要正发党这样强有力的政党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在这个插曲之后,土耳其国内民众很有可能会将最后一丝对军队的好感转化为不满,从而将埃尔多安的个人形象再次拔高,达到比肩凯末尔的高度,这样一来,埃尔多安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按照既定的想法拟定新宪法,转变为普京式的威权总统。

就当前土耳其的局势而言,安全因素压倒民主自由成为安卡拉的第一要务,而经济发展作为正发党选举的名片之一,如果不能将诺言兑现,那么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选民的支持,从而丢掉第一大党的地位,而从此产生的不良连锁反应,也会影响到埃尔多安个人的政治前途。所以在当下,不论此次政变的性质如何,也不论双方各自代表的集团利益,正发党与军方都需要回归和平,在利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合理划分政治利益,缓和冲突与矛盾,共同为实现“2023年远景规划”竭诚合作,在多方国家部门的努力下共享国家成果。

来源:凤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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