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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谁敲开了土耳其的大门:回族国民党高官首开中餐馆

创建日期 2015-8-11 鑫均   浏览次数  750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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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谁敲开了土耳其的大门:回族国民党高官首开中餐馆
 
在全球化的今天,唐人街、中餐馆无疑是中国在海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载体,所谓“舌尖上的中国”,色香味俱全,最容易接触和体验。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华人并不多见的城市,突出的缺陷是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唐人街”;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中土两国交往日益增多,中餐馆少说也有20多家了,“龙”、“长城”、“凤凰”等成了中餐馆名称的标志性词汇。土耳其的第一家、也是经营时间最久的中餐馆叫“王”,取自餐馆老板的姓氏,在当地颇有影响。如今,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和其他种种原因,王家餐馆在伊斯坦布尔已经几乎找不到踪迹了,但这个餐馆与中土两国之间的历史交往颇有渊源,值得一提。
 
从燕京到伊斯坦布尔:中国最早的回民留学生
 
王家餐馆的创办人王曾善(1903-1961)出身于山东临清的一个回民世家,是中国最早到土耳其留学的两位学生之一。临清曾是北方有名的商贸城市,因大运河漕运而迅速兴起,回族经济繁荣。后来漕运衰落,王曾善的父辈迁到北京谋生。父亲王葆卿曾担任北京羊行公会会长、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管寺大乡老等职,在当地回民中颇有影响。
王曾善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后在燕京大学修习语文,同时兼修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读书期间,他常常哀叹于中国回教的状况,立志“以振兴回教为己任”。1922年,他曾与张兆理等人组织了中国清真教学界协进会。大学毕业后,王曾善深受小亚细亚地区民族革命成功的鼓舞,特别钦佩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英雄行为,于是自费到伊斯坦布尔大学读书,就读于历史系。当时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刚刚经历了一场现代改革,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将其确立为公立大学。在这里王曾善有幸得到著名的突厥学专家泽基·托甘(Zeki Velidi Togan, 1890-1970)的指导,翻译了成吉思汗的传记。
曾经,康有为在《突厥削弱记》中将晚清同奥斯曼帝国相类比,民国时期,一反此论调,国民党人掀起了学习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潮流。身为元老的胡汉民就曾在《民报》发表《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土耳其革命》等文章,希望当时身居党政军最高职务的蒋介石能效法凯末尔,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928年,胡汉民、伍朝枢、孙科等到土耳其考察政务,以“宣传国策”、“敦睦邦交”、“取消不平等条约”为使命。正在土耳其留学的王曾善给代表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使其“口能言,耳能闻而足能行矣”。此次考察结束之后,王曾善作为非正式代表协助沟通中土通商条约等问题。1934年,中土两国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贺耀祖(1889-1961)成为中华民国首任驻土耳其公使。蒋介石还给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赠送了一张亲笔签名照,至今仍保留在凯末尔陵墓的博物馆里。
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希望了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诸项变革。1929年,受国民政府委托,王曾善负责调查土耳其革命后的教育方针和实施状况,写了《土耳其的文字革命》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文字革命是土耳其共和国“新政中之最惊天动地引起全世界注意的”,这“并非一种单纯问题”,对语言、宗教、文化、及民族心理有很大影响;其强制举措在土耳其人看来是“鲁莽从事”,但中国人却对其政治手段的坚决颇为钦佩。这成为了当时中国对土耳其共和国最新鲜的报道。
 
学而优则仕:边疆政治与国民外交
 
1931年王曾善自土耳其回国,凭借学识以及同国民党要人的联系,他很快成了一位社会名流。在20世纪30年代,他同唐柯三、孙绳武一起被誉为“回教三杰”。
王曾善重视教育,认为知识的缺乏是中国回教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他成立了中国回教青年学会,“以研究学术为主要目的”,并担任该学会刊物的主编。他翻译《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并研究回教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深厚的学识成就了他在内政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和贡献。
回国当年,王曾善随另一位国民党要人戴季陶宣慰西北,带了十几位新疆人到南京的中央军校、中央政校学习。1935-1946年,因胡汉民的推荐,他成为代表回民的立法委员;期间,他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考察省县自治问题。1944年,新疆发生暴乱后,王曾善跟随张治中将军赴新疆谈判,后任民政厅长。
王曾善对新疆问题有过系统的研究。他认为,“邻国争相侵略,乃新疆危机之最大者”。英、日、俄三国虽然方式不同,“侵略之野心,则一无二致”。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立威信,正纪纲,制止纷扰,安抚人心,施行法治,宣示公道”。关于流散在近东回教国家的新疆侨民,他则指出,“均因不明国情多所怀疑,难免有离心离德之表示”。自治被看作是处理新疆问题的关键。
1938-1939年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是王曾善所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件事情。
“七七事变”后,中国回教救国会成立。因为日本人阴谋在中国西北地区成立“回回国”,王曾善等人深感有必要在回教国家进行抗日宣传。在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支持下,他们成立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由王曾善任团长。该团自1938年1月从重庆出发,先到麦加参加了朝圣,后历经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印度、土耳其诸国,于1939年1月返回。在麦加他们参加了世界回教年会;后又依次拜访了各国国王、首相和重要大臣,开启了中国对王曾善个人角度来说,此次行程最兴奋的莫过于重访土耳其。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和奥斯曼帝国自19世纪以来的友情联系,加之,1904年日本战胜俄国后,土耳其对其十分景仰,于是,土耳其的抗日宣传显得尤为必要。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阿拉斯(Rustu Aras)在接待访问团时指出,两国非但有“宗教感情”,“实有血统之关联”。他称赞“中国之抗战精神,甚可钦佩”。另外,他还强调“土耳其国家非讲泛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土耳其始终为东方之民族,始终为亚洲之民族也”。访问期间,适逢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去世。访问团特别到多玛巴赫切皇宫(Dolmabahçe Saray?)进行了吊唁,王曾善慨叹“回教民族失一人,东方民族失一人”。当英法诸强的国家代表都来瞻仰时,这个半官方的中国代表团无疑成为了一个特殊的身影。
王曾善指出,此次出行使近东各国人民消除了之前对中国的“隔阂与鄙视之心理”;各国的新闻界,也得以明辨是非,开始刊载“有利我国之消息”。中国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革命,被认为“深合回教之真义”,从而赢得了极大的同情。访问团结束之后,中国首先在利雅得设立领事馆,保护去麦加朝圣的中国穆斯林,首任领事即访问团的成员之一王世明。曾任副团长的马天英(1900-1982)则组织了类似的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到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
王曾善尤其重视中国与土耳其的外交,认为“土耳其是近东国际政治的枢纽”。1939年土耳其首任驻华公使抵达重庆。王曾善认为,这“对于我们抗战不无小补,对于亚洲和平更有莫大的贡献”。在陪同第二任公使访问中国西北地区时,他还建议土耳其政府每年资助10名中国学生到土耳其留学。“国民外交”的先河。
 
从教授到餐馆老板的传奇人生
 
1949年,中国政局变革,王曾善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去台湾,而是辗转到了巴基斯坦。1955年,在托甘教授的邀请下,他带领全家15口人再次来到土耳其,成为了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第一位中文教授,译述中国典籍上所载有关土耳其民族的历史,供土耳其学生研究——这也是土耳其历史学会研究民族历史的资料来源。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也曾邀请王曾善研究中国回教问题;然而,王曾善却回复:“土耳其足我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站”。土耳其汉学的奠基性人物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也对王曾善“倍为赞誉”。临终前,王曾善一直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回教的著作,可惜书稿在其去世时遗失。
王曾善在土耳其遇到的一个最大挑战即生计问题。伊斯坦布尔大学提供的微薄薪水,远不足以养活15口人的大家庭。于是,王曾善萌生了开中餐馆的想法。1955年,他先跟一个土耳其人合伙,但不想餐馆在一周之内即关闭。之后,他又有过一些努力,但也不幸短暂夭折。时间比较持久的是1957-1960年他开设于塔克西姆广场(Taksim)附近的中国饭店。
20世纪50-60年代,大部分的土耳其人还好奇于中国人细长的眼睛和不那么高耸的鼻子,要开一个中餐馆可谓困难重重。各种审批程序,不但复杂,还需要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来疏通。一个事情要往返几次,常常找到办公室找不到人,找了一家又要到下一家。一个普通的布标也要折腾多次,或者被公家没收,或者被私人偷去。最麻烦的还是人的问题。店里的跑堂总是因为一些小的问题突然不来上班,辞职了又想回来,家里的亲戚也会因为工资等而闹矛盾。为了生计,毕业于名牌大学又曾身居政府要员的王曾善甚至不得不屈尊做跑堂,而他的语言能力竟然讽刺性地成为了一个“优势”。
一方面有大学里的辛苦工作,一方面又忙于各种迎来送往。一个小小的中餐馆,暂时贴补了家人的生计,王曾善却也几乎被各种琐碎事情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在日记中写道:“知感主余能忍受各种压迫,但此已达极度。真主试验余之忍耐力,余觉已受够了。再增加压迫,受不了了。”短短数语,道尽了个中辛酸。
1961年1月,王曾善在伊斯坦布尔大学上课时突然晕倒,医治无效去世,一位在中土交往史上的杰出人物就此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为回民的白崇禧将军在给他的悼词中写道:“紧维先生、为时之英、笃信宗教、爱国忠贞、从政任教、中外蜚声、顺明归真、永扬盛名”。这可谓是对其一生的精辟概括。
王家的餐馆成就了伊斯坦布尔一代居民对于中国的最初印象。作为伊斯坦布尔最早的中国留学生和教授,同时也是土耳其第一家中餐馆的创始人,王曾善见证了中国和土耳其在近代以来最亲密、最深层的接触。在政治的风云际会下,他离乡背井,坚守民族大义;他的信仰、知识及人格都成为了中土历史交往中美丽的符号。
 
 
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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